参加座谈会的几位专家，会说些啥？
李强总理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，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。
刘尚希、罗志恒、田轩、黄先海、袁海霞、秦海林、陆铭、赵伟等八位专家学者先后发表意见。
他们中，2人来自政府研究部门：
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、全国政协委员
秦海林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
3人来自高等院校：
田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
黄先海 浙江大学副校长
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、教授
3人来自市场研究机构：
罗志恒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研究院院长
袁海霞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副院长
赵伟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
他们对经济形势怎么看？会提出些什么样的意见建议？【长平投研】查询了他们的一些近期发言或文章（包括2位专家的朋友圈），据此猜测其发言主题。
刘尚希 财政政策是他的主业，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及协同是他近年关注的一项重点。
刘尚希近日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专访时指出，复苏低于预期，这是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；今年二季度也就是从4月开始，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迹象，这意味着风险可能在扩散、扩大，这个判断没有太多分歧；目前面临经济下行的风险较大，迫切需要政府在宏观政策、改革举措等方面出新招。
上月底的《人民政协报》刊发了刘尚希的一份发言稿。他提出，“在不确定性中复苏是当前经济的基本特征”，“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信号是清晰的，但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，亟待体制政策创新。”
如何解决财政货币政策传导受阻的问题？刘尚希提出先“提效”，再“加力”，关键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。具体建议包括：一、创新宏观调控模式。现在地方债规模超过了中央债，这种靠地方宏观调控的模式，效果在下降，而风险在上升，应当归位，让宏观调控的决策、执行完全回归中央；
二、加快各项体制改革创新。事权、支出责任应当适当上移，避免地方小马拉大车。一些事权履行的空间单元，应根据城镇化、人口分布趋势，调整优化布局，根据不同事权特性在全域、省域、市域、县域之间进行配置，避免一刀切和上下一般粗。同时，随着我国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凸显，辖区外溢性问题越来越多，跨省域的需要中央承担、跨市域的需要省级政府承担，以此类推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应打破静态的地域基准“跟人走”。社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专项债项目应瞄准经济社会的主体空间形态，布局的空间单元应从县乡上移到市域以上，人口净流出、且发展潜力小的地方，应当减少项目布局。
三、降低政府债务成本。中央地方债务存量越来越大，其利息负担越来越重。这也是地方财政紧运行的重要因素。我国利率近年来有所下降，但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相比依然偏高。应当建立一体化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新框架，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发挥好两大政策的合力。
此外，上月的《财政科学》杂志发表了刘尚希的文章：用高质量发展来创新机遇。
罗志恒 以研究财政见长。【长平投研】曾刊发过他多篇文章。对于如何化解财政困难、避免财政困境，他曾提出：
短期要开源节流解决财政收支矛盾，但是不规范的开源节流可能导致恶化长期形势，比如收过头税恶化经济活力、弱化基本公共服务提供、债务攀升等。
中长期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财政可持续性问题，走出财政困境。站在更长远的角度，财政必须站在国家治理和国家战略的高度而非账房先生的视角出发，要立足人口老龄化、促进共同富裕、高质量发展、构建统一大市场、推动科技强国建设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、企业、科学家各方面积极性的角度构建新的财政和税收制度。
从长期看，必须深化改革，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简政放权、精兵简政裁撤冗员、深化行政体制、财政税收体制、社保制度改革。
更具体的，大量的事业单位要么回归非盈利机构，要么走向市场自负盈亏；对人口流出地区的区县实施合并，减少财政供养人员；逐步上收事权和支出责任至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；从发展财政转向民生财政，更多体现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”，等等。
其精兵简政、民生财政等观点与【长平投研】十分契合，详细内容可参考以下两篇他的文章，尤其是第一篇：
袁海霞 债务市场及风险评级是其本行。
上月她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（CMF）就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发表文章称，2023年，经济修复背景下，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有望边际缓和，但在土地市场延续低迷、中央转移支付扩容有限等约束下仍然承压，区域风险分化将有所延续；同时，地方债新增限额仍保持较高水平，地方债到期高峰来临叠加隐性债务显性化持续推进下，地方债将持续扩容，需关注重点区域债务付息压力；此外，伴随隐性债务“控增化存”持续推进，部分区域债务滚动压力或增加，并且需关注区域国企间风险传导及“泛平台化”风险。
全文如下：
袁海霞等：各地最新“红橙黄绿”如何看？——2022年全国及31省债务风险变化趋势分析
田轩 研究金融市场、资本市场。
他在上月的中新财经年中会上提出，激励企业创新需要“宽容”的金融市场。包括对失败的高度容忍。存续期较长的基金则能够投资早期项目，并慢慢培育扶植企业，允许其不断探索试错；长期的机构投资者。“耐心的资本”能够为创新创业的企业提供“长钱”，能够很好地监督企业发展；不特别频繁的信息披露；更开放的资本市场。当一国资本市场、金融市场开放以后，其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以及创新企业的数量都会大幅度提升。
他还提到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的重要性。宏观政策的不确定、不稳定对企业创新有重要负面影响。当企业家不清楚政策方向时，就只能等待观望，做短期投资而放弃长期投资。因此，激励创新必须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、针对性，不能变来变去。
黄先海 专长是国际贸易、国际经济学、产业经济学。曾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。
去年底他发表观点称，世界经济呈现下行趋势，衰退风险上升；中美战略博弈日益激烈 ，美国成为中国的最大外部挑战。
“东升西降是新的世界格局，西方总体在下降，经济增长走下坡路，而包括东南亚、东亚和中国在内的新兴的国家正在逐步上升。根据经济学判断，只要中美两国均保持当前发展水平，到2035年中国可以在GDP总量超过美国并成为世界大国。因此，我们要尽可能争取好的和平环境，推进现代化进程。”
今年初，他在《浙江日报》撰文：着力扩大国内需求。具体措施包括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；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；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；构建赋能型政策体系。
赵伟 最近在研究报告中提出，经济或已进入“后地产”时代，亟待培育增长新动能。
对于“后地产”时代，经济增长靠什么，他提出，顺利过渡至“后地产”时代，中短期需遏住地产次生风险、稳定消费基本盘，中长期推动创新实现多极增长。遏住地产问题带来的资产负债表收缩，是进入“后地产”时代的关键一步；当前，中国经济增长对地产依赖已明显降低，但地方政府、银行对地产的依赖非常高，如何避免“缩表”非常关键，同时也需稳定消费基本盘。中长期来看，通过技术创新，推动制造业、生产性服务业多极增长，增强抵抗内外部冲击的能力。
眼下，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中国制造已开始突破，但还不够抵补传统动能的减弱；需要以装备制造为核心打造多极强势产业，并培育和壮大生产性服务业。电气机械、汽车、有色等新能源相关行业生产、投资，在过去几年表现亮眼，但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多支柱的创新产业集群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，需要加强信息服务、商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，推动我国服务业“走出去”深层次参与全球化分工。
文章链接请见【长平投研】今日第四条。
陆铭 研究城市化的学者，代表作有《大国大城》等（“大国大城”几乎是他的名片式口号）。
最近陆铭在《财经》杂志撰文表示，在当前中国经济已经逐步呈现后工业化时期特征的背景下，围绕着核心大城市建设都市圈，形成引领现代化发展的增长极，既符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，也符合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的规律。政府的政策手段应该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，侧重于补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，减少对于人口规模、土地开发强度等的直接管制，在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引领作用的基础上，切实加快建设现代化都市圈。
陆铭所在的交大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，最近推出其发展报告第1辑《强城时代》。
秦海林 今年1月被工信部任命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（又名赛迪研究院）总工程师。此前他任赛迪集团总经理兼赛迪顾问总裁。数字经济、产业链供应链等是其发声的主要内容。
不久前他提到，“我们常说锻长板、补短板，前者是把产业链做强，后者是练就‘独门绝技’，打造竞争优势。”
在去年底的一场数字贸易论坛上，他发言称，新发展格局构建过程中，通过积极引入数字技术，大力发展数字贸易，能够有效化解国内过剩产能，缓解国内供给侧结构调整压力，为国内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；也能够通过引进国际先进产品及服务，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，同步加强全球产业链互补与协同。
附：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